风云激荡90年:“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发布日期]:2011-06-23 11:05:09  [来源]:北京日报   [浏览次数]: 800

 

李大钊北京故居。

 

陈独秀。

 

 

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的李大钊。

 

——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帝制已去。华夏大地却仍苍茫不见前路。

  国内,经过“二次革命”、袁氏复辟等,政府内派系众多,地区间军阀林立。国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四起,中国的主权又一次被置于列强刀俎之间。

  乌云弥漫,惊雷也在孕育。1919年9月,迟到了4个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面世。这本姗姗来迟的杂志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克思主义专号。杂志中有八篇文章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更是当时国内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陌生学说的最全面深入的介绍。

  新的思潮,振聋发聩地启发了正在苦苦探寻国家、民族救亡图存之道的中国人。最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迅速被其吸引,投身其中。不到两年时间,中国共产党诞生。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以此为发端,马克思主义会在此后数十年间,如此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中国。

  这是中国历经曲折后追寻到的真理之路。这是历史的选择。

  《新青年》进京

  1917年初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在校内的书摊上,发现了一本从没见过的杂志——《新青年》。它主张白话文,主张科学和民主,反对尊孔,反对封建专制……深得年轻学子之心。

  刚从江西老家考到北大的理工预科一年级学生张国焘,头一次看到《新青年》就如获至宝。后来他回忆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讨论。”

  其实,《新青年》1915年就在上海创刊了。只是头两年,名头儿不太大。直到1917年,创办者陈独秀把杂志移师北京后,它才在北京这个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引起轰动,并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

  说起《新青年》进京,功劳最大的还不是陈独秀,而是慧眼识珠、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的北大新校长——蔡元培。

  1916年12月,在北洋政府的再三央告下,蔡元培从法国回国,收拾北大这个烂摊子。说北大是个烂摊子,一点儿也不夸张。当时的北大校风、学风都很差。张国焘记得,同宿舍的几个高年级同学“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

  另一位北大老校友罗章龙也回忆,当时一种专门教人吃喝玩乐的小报《消闲录》在学生中销路最好。一些学生不喜研究学问,专爱结交那些行政官员兼任的教师,以求毕业后有个好出路。“师生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大有人在。”

  蔡元培出任校长前,北大已先后有四任校长挂冠不干了。有朋友劝蔡元培,不必就职。“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蔡元培觉得,“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于是,临危受命,接过了北大的帅印。

  谁能协助自己一改北大的陈腐之气呢?此时,他拜访了老熟人——在京中教育界颇有影响的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递给蔡元培十几本《新青年》杂志,向他推荐了一个人——陈独秀。汤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

  说来也巧,一直在上海办杂志的陈独秀,这几天正好在北京。

  1916年12月26日,也就是接到校长委任状的当天,蔡元培造访了陈独秀落脚的前门西河沿中西旅社。陈独秀不记日记,幸好与他同住的友人汪孟邹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当天的情景:“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

  看得出来,这位新校长对陈独秀相当敬重。汪孟邹记得,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陈独秀一派名士风度,晚上赴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有时候蔡元培来得早,陈独秀还没起,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门口等候。”大有三顾茅庐之义。

  陈独秀开始是推辞的,他在上海办《新青年》正起劲,不想来京。蔡元培说,可以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嘛!思量再三,陈独秀这才答应下来。

  其实,陈独秀推托的原因,不只因要办杂志,而是对当一所大学的文科学长实在有些不托底。在上海友人为他饯行的饭桌上,陈独秀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他跟朋友约定,试干三个月,如果不行,还回上海办他的《新青年》。

  对陈独秀能否胜任文科学长,北大许多遗老遗少也颇多物议。有人说,陈独秀只会写几篇文章,并无真才实学,别说文科学长,就连当个教员尚且不够。但蔡元培看重的却不是资历与文凭,他相信陈独秀能把新学之风带到北大,荡涤这里的陈腐之气。

  一方面,为了平息校内的非议;另一方面,也怕教育部不同意陈独秀的任命。蔡元培竟自作主张,为陈独秀编了一套假履历。在《致教育部请派文科学长》的公函中,他称陈独秀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有学者考证,陈独秀虽然五度旅日,却都时间甚短,并没有进日本大学读过书。曾任校长云云,也是蔡元培杜撰的。为了能让陈独秀顺利当上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的苦心,可见一斑。

  在蔡元培的努力下,两天后教育部就批复了同意任命陈独秀的公函。三天后,北大校园张贴出了陈独秀的任命布告。仅仅5天,蔡元培就为陈独秀跑完了就职所需的一切法定手续,效率之高前所未有。

  陈独秀也不负校长重托,一到北大便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不但大胆实行教育改革,更把《新青年》带到了北京。由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组成的《新青年》作者群渐渐形成。1918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刊载启事,把《新青年》改为同人杂志,由同人们轮流编辑。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也就这样形成了。

  自此,《新青年》名声大振。“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就连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也成了《新青年》的拥趸。十多年后,他向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成为了《新青年》同人的新成员。在《〈守常文集〉题记》一文中,鲁迅这样回忆对李大钊的最初印象:“(李大钊)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就是这样一位“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在《新青年》同人中并不怎么显山露水的李大钊,不久后在庆祝一战胜利的讲演会上,发出了远高于同侪的独到见解。

  庶民的胜利

  1918年11月11日夜,一纸停战电报传到北京,全城沸腾。

  在前一年8月,中国政府就提出要对德奥宣战,但由于国会解散,宣战案一直没有正式通过。在战争结束的前6天,宣战案总算获得参众两院通过,中国算是搭上了成为战胜国的末班车。

  未发一兵,却成为了战胜国的一员,新任大总统徐世昌感到很满意。11月16日,他在《政府公报》中称:“我协商国士兵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战胜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

  北京市民也万分激动。特别是当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各国人民权利平等,待遇毫无轩轾”的议和大纲后,中国知识界沸腾了。一向热情奔放的陈独秀甚而大赞,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

  北京教育界决定,11月14日至16日学校放假三天,以示庆祝。记者在1918年11月15日的《公言报》上,看到一篇名为“昨日北京学生界之大运动”的消息。文中记录了学生们到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的情景:

  昨日(十四)北京自大学专门至小学各校男女全体学生三万余人,为欧战协济会事行空前之大集会。下午一时,先会齐于天安门外教育部指定会场。会齐以后,即用各校之军乐队排队步行,东交民巷各处繁盛街市。观者塞途。友邦侨商皆拍手欢迎。复列队折回天安门外之会场,开演说会。

  庆祝大会上,连一向矜持的蔡元培也激动地发表了演说。最后,大会在学生们“中华民国万岁!”“协商国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的欢呼声中结束。

  接下来几天的《公言报》上,每天都有关于北京各界庆祝欧战胜利的消息。1918年11月间,北京城的欢乐气氛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就连一向不讲究文采的陈独秀也禁不住撰文称,那几日的北京“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史,中国终于要站在战胜国的队伍里参与国际和谈了!中国人能不乐吗?人们认为,中国一定能趁此机会,打一个翻身仗,废除以前的不平等条约。

  在法华教育会李石曾等人的建议下,北洋政府决定,拆除为纪念被义和团杀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而建的克林德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并由东单迁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借此机会,北大师生又在中央公园举行了演讲会。

  就在政府、民众和知识分子们众口一词,欢欣鼓舞时,李大钊却在讲演中,发出了令人惊异的疑问: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

  在李大钊看来,这次胜利是民主主义战胜强权主义的胜利,更是劳工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

  也许是觉得表达得还不够全面,演讲结束后,李大钊又为《新青年》写下了《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民主主义等列为真正的胜利者,还指出俄国革命者是“奉是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马克思)为宗主的”,他们要联合世界的无产者,创造以自由乡土。文末,他激昂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张静如告诉记者,其实,早在清末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提到过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在留学日本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不过,那时他们只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众多西方学说中的一种而已,并不特别关注。张静如说:“那会儿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市场的是无政府主义。”

  在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人们总爱引用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话的确有理。

  张静如告诉记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便开始关注这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了。“当时信息不畅,媒体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很有限。李大钊又不是一个跟风的人,他总是要研究清楚后才发言。”张静如说。经过将近一年的研究,1918年7月李大钊写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把俄国革命与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相提并论,认为它必将改变世界革命的趋势。到一战时,李大钊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世界政治了。

  张静如认为,这一阶段,李大钊开始迅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而经常在身边活动的青年,也开始受到他的影响。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馆员。1936年当他在延安的窑洞里,向斯诺提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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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

  人们期待的“公理战胜强权”,最终并没有实现。

  1919年5月3日晚,当北大的学生们看到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等要求遭到拒绝,日本要接手青岛的消息后,群情激愤,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北大法科大礼堂。

  后来被捕的北大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的“供词”中说,他们原本想到东交民巷见美国公使,请美国为中国主持公道。但公使不在,外国巡捕又不许学生们从东交民巷穿行。就这样僵持了两个多小时,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学生们折而向北,涌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

  没想到曹汝霖早就溜之大吉了,愤怒的学生点着了曹宅书房。正在曹府做客的章宗祥被学生们抓了个正着。当曹家保安三队队长何文贵等人从学生手中抢回章宗祥时,他早被打成了血葫芦。

  历史总是充满了一连串的偶然,而偶然事件却促成了一个历史的必然。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震动全国。“五四”爱国运动的烽火迅速蔓延到全国。

  张静如教授对记者说:“我认为,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以前也有人回忆,五四那天学生们来图书馆找李大钊,李大钊参加学生们游行等等,但那都靠不住。从现有的资料中,看不出《新青年》同人们直接参与了五四当天的活动。”

  张先生说,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正是他们的思想启蒙,催生了青年们的觉醒。

  很快,北洋政府也注意到《新青年》同人对青年们的影响了。

  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鼓励青年们“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

  没想到一语成谶,三天后他真的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发表《研究室与监狱》的第二天,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内容大抵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保护言论自由等等。写好后,陈独秀把它交给胡适,让他译成英文。夜里又与胡适、高一涵等人一起,到嵩祝寺旁边的一个小印刷所去印刷。高一涵回忆,这个印刷所是为北大印讲义的,夜里只有两个工人。他们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废纸烧得干干净净。传单印完,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

  第二天,陈独秀想试试《宣言》的效果。下午,他们来到中央公园茶座,悄悄把印好的传单放在没有人的茶桌上,用茶杯压好。等吃茶人回来看到传单,一边读一边大声拍手叫好。陈独秀等人非常高兴。

  高一涵记得,6月11日下午,陈独秀约了北大同事王星拱、程演生、邓初,到南城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吃饭。饭后,陈独秀、邓初和高一涵三人去新世界散发传单,而王星拱、程演生则往城南游艺园散发。

  高一涵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正幼稚,一点不知道做秘密工作的方法。根本没有想到昨天在中央公园散发的传单,已被军警拾去,因而在各个游戏场、电影院、戏馆、公园里暗布下军警密探,穿着便衣,装作游客,散在各个角落,等到散发传单的人到来,他们就予以逮捕,讨赏。

  不过,记者在现存于北京市档案馆的“京师警察厅档案中”发现,高一涵误会了。其实这又是一个巧合事件。

  档案中记载,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了一张传单,说要在新世界安置炸弹。于是警察署加派便衣,每晚分布在新世界严密侦查。没想到,这天没查到炸弹,倒把正在散发传单的陈独秀给抓了。

  那天晚上八时多,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白帽,来到新世界游艺场。他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电灯照耀,如同白昼,不好撒传单,就潜入第五层屋顶花园。此时已近十时,四层楼台上正放着露天电影,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凭空一挥,大把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

  陈独秀没想到,他身着“白帽西服”,频繁上下楼,衣服兜里又塞得鼓鼓囊囊,早就被侦缉队的便衣盯上了。当他准备再次撒传单时,被一伙儿探员一把按住。

  《陈独秀被捕送案表》上记载,陈独秀被捕后辩称:

  自蔡校长去后,伊亦请假回籍,昨日始由籍来京。今赴新世界商场,在头层楼矮墙之上捡得传单一卷,当时看了三分之二,大意尚未看明。看完之后,遂将传单揣在兜内,不料被侦警看见扭获,从身旁将传单与伊友兰公武与伊寄来信件一封,一并捡出带案。至传单来历,伊实不知情等供。

  警察当然不相信陈独秀的说辞,当晚十二时,他们闯进陈独秀家,搜出数百张《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

  据档案记载,在押送陈独秀的路上,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步军统领衙门与警察署为争夺陈独秀,打起来了。由于当时警察署人多,陈独秀才被抢到了警察署。后来,为如何处置陈独秀,步军统领王怀庆和警察总监吴炳湘一直闹到大总统徐世昌那儿。最后徐世昌拍板,送法庭判决。

  王怀庆就是陈独秀《北京市民宣言》中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6个人之一。如果陈独秀落到他手里,没准就性命不保了。而吴炳湘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在狱中对他还挺照顾,以至于后来陈独秀出狱后,还曾写信给吴炳湘,对他的照顾表示谢意,这是后话。

  陈独秀被捕后,全国舆论哗然。学生团体、各大学教授、在京的安徽同乡,以及南方的各界人士,纷纷来函要求释放陈独秀。

  就连孙中山也对北京政府代表许世英说:“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听了连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这时,北洋政府才感到陈独秀实在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就在陈独秀坐监的时候,身为好友的李大钊也没闲着。他除了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外,还完成了一篇对自己和中国日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原本该在5月份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因为五四运动的发生而延期了。1919年9月,当读者们翻开这期杂志时,发现整本杂志都在介绍一个学说——马克思主义。

  这期杂志正好轮到李大钊编辑。在上一期《新青年》上,他把自己在中央公园的讲演《庶民的胜利》整理成文字发表出来,加上那篇更加深入的《Bolshevism(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写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感兴趣了。

  此时,日本学者河上肇办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19年1月号,从日本漂洋过海,辗转流传到李大钊手中。在这期杂志上,河上肇发表了自己的文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

  看了河上肇的文章,李大钊颇有知音之感。于是,也开始着手搜集资料,撰写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不但自己写,他还打算集中刊出一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把由他编辑的这期《新青年》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五四运动和陈独秀被捕一度打断了李大钊的写作。1919年7月底,由于妻子赵纫兰分娩在即,他带着妻儿回到河北乐亭老家。安顿好妻子后,他带着儿子葆华到附近的昌黎五峰山中,继续写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在文章中,李大钊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此外,他还通过俄国革命的实践,认识到这一学说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张静如对记者说:“1919年下半年是李大钊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我认为到1920年初,他就基本上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一辆小骡车

  9月17日,蹲了98天监狱的陈独秀终于出来了。人虽然出来了,但警察局却不准他擅自离京。陈独秀不管那套。1920年1月底,他到武汉参加了武昌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并发表了演说。警察们直到看了报上的报道,才知道陈独秀出北京了。于是,他们风风火火地跑到陈独秀家找茬儿。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里描述了那生动的一幕: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

  为了能让陈独秀安全离京,李大钊雇了一辆小骡车,化装成生意人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

  上世纪六十年代,高一涵以见证人身份在《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一文中生动地描述:

  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1927年5月,高一涵在武昌中山大学做的《李守常同志事略》报告中,还提到一个细节,说陈李二人“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就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骡车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不过,有学者发现,1919年12月20日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下午6时“请客,为高、王饯行(浣花春)”。这儿的高、王两位,就是即将赴日本访学的高一涵和王文伯。而且,高一涵在日本期间一直跟胡适有书信往来,直到1920年6月才回国。也就是说,李大钊在“阴历年底”护送陈独秀逃出北京时,高并不在国内,更不可能见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幕了。

  那么,陈李当时到底有没有相约建党呢?张静如认为,这种说法不足信。“第一,高一涵的回忆是孤证,没人与他印证;第二,即便陈李当时在骡车里说了建党的事,李大钊也不会告诉给高一涵,因为高一涵一直到最后也不是共产党员。”

  另外,张先生告诉记者从陈独秀发表的文章中看,他直到1920年四五月间,才最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逃出北京时,陈独秀还只能算是个民主主义者。”张静如说。

  不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并没错,只不过他们相约时,已是1920年9月的事了。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9月,一直热心马克思主义的北大学生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兴奋地对李大钊说,陈独秀在上海跟他谈起关于建党的想法。

  两个月以前,由于北京局势紧张,李大钊让张国焘到上海陈独秀那儿避一避。后来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说,临行前李大钊向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

  李大钊让张国焘转告陈独秀,“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

  抵沪后,张国焘向陈独秀转达了李大钊的意思。陈独秀表示:“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这种坚决的主张,张国焘还是第一次听到。

  张国焘回忆,此后的几个星期中,陈独秀一直与他讨论建党事宜,包括党纲、政纲,以及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细节。陈独秀还告诉张国焘,他对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事,跟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戴季陶等人商量过,他们一致赞成。

  1920年8月的一个晚上,住在陈家的张国焘发现,一位外国人和他的翻译拜访了陈独秀。第二天,陈非常兴奋地对他说,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与他接上头了。原来,前一天来访的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派到远东的使者魏金斯基和他的翻译杨明斋。

  其实,在1920年4月间,魏金斯基就在北大俄籍教员鲍立维的引荐下,拜访了李大钊。曾是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的罗章龙回忆,李大钊曾找他们几名学生与魏金斯基进行过一次座谈。魏金斯基用英语向他们介绍了苏俄的各项政策,也讲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种种困难。魏金斯基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了解苏俄的十月革命。同时表示,中国应该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魏金斯基离开北京时,李大钊写了一封信,介绍他去找陈独秀。

  魏金斯基的来访,让陈独秀非常兴奋。他对张国焘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正是在魏金斯基的鼓励下,陈独秀加快了建立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步伐。

  1920年9月,张国焘回到北京后,把陈独秀希望赶紧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思,告诉给李大钊。张国焘记得,“李大钊略经考虑后,即毫无保留的表示赞成。”此前,他还考虑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成熟。但此时,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开展活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

  在张国焘的记忆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最初只有李大钊、他本人和北大教师张申府。后来罗章龙、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很有研究的同学也加入进来。

  他们认为组织建立之初标准不宜过严,于是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等5位无政府主义者。可是,一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与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崇尚个人绝对自由,反对采取任何组织形式,也认为不必有工作分工。在一次讨论要不要承认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争论中,几位无政府主义者最终选择了“和和气气”的退出。

  不过,令李大钊欣慰的是,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后,邓中夏、高尚德、何孟熊、缪伯英等新生力量很快便补充进来。

  11月底,当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一个多月后,正式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北京支部的成员已达到13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启蒙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这个源于遥远国度的学说,终于跳出书本,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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